51我也要配资以笔为旗！抗战烽火中的“大报”传奇

　　抗战烽火中的“大报”传奇51我也要配资

　　□ 记者于岸青

　　1939年的第一个凌晨，在沂水县云头崮下的小山村云头峪，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诞生了。小草屋内油灯闪烁，木窗棂外雪花飞舞，刺骨寒风透过石头墙的缝隙不停吹进来，用力摇动印刷机的工人穿着单衣满头大汗，驻厂编辑则一边呵着手一边检校报样。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这些平均年龄二十几岁的青年很难想到，这份诞生在风雨如磐暗夜的党报，正在开启一个传奇。

大众日报创刊号。

　　时间来到2025年7月3日，夏日的济南，一条由“大众”发出的消息刷屏——大众日报今日出版第30000期，这是中国红色新闻史上独一份的纪录，也是一张已连续出版86年依然生命力旺盛的党报的新起点。

　　烽火岁月，大众报人转战蒙山沂水间，一手拿笔一手握枪，“为大众鼓与呼”。这份流淌着红色血液的报纸，被沂蒙乡亲亲切地称为“我们的大报”。

1944年冬，大众日报记者辛冠洁为报社同事拍摄的照片。

　　2018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大众日报创刊8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指出“80年来，大众日报不懈践行‘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办报宗旨，是一份有着光荣传统、广泛影响的党报。希望大众日报始终把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弘扬沂蒙精神，加强改革创新，为鼓舞大众、团结大众、服务大众作出新的贡献。”

　　一张报纸的抗战传奇，是“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办报宗旨的生动体现，是“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沂蒙精神的真实见证。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和沂蒙精神，对大众报人而言，既是庄严的时代使命，也是对自身光荣历史与办报初心的回望与传承。

　　一、突破千里封锁线发出“党的声音”

　　报纸用文字说话。多少年来，很少有人会把“危险”、“性命攸关”这样的字眼，与“文质彬彬”的报纸联系起来。然而，在抗战中，为保证报纸的出版，大众日报有223位同志壮烈牺牲。他们中，有曾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大众日报管委会主任的李竹如，有大众日报通讯部部长郁永言等大青山十八烈士，还有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印刷工人，以及奔波在千里发行线上的战邮员。

　　握笔的文化人，扛起了枪杆子

　　1939年6月10日，日军开始对沂蒙根据地第一次“扫荡”。根据上级命令，报社编辑部和印刷厂部分工人组织起来，时任社长匡亚明领导大家就地机动灵活发动群众坚持斗争，取番号“沂蒙工作团”，一群手握枪杆子的文化人投入了战火中。

　　刚转移到甘泉寺，匡亚明要求架起电台和油印机，准备出油印报。村口放哨同志来报，来了一个卖针线的人，东看看西看看后走了。到处都在打枪，怎会出现一个商贩？匡亚明高度警惕，认为此人可能是汉奸、探子，要立刻转移。

　　转移的路上，果然遇见了打着“膏药旗”的日军。匡亚明率印刷工人一面还击，一面掩护众人撤退。凭着对地形的熟悉，他们在山里跟敌人兜起了圈子，连续跑了90多里地，终于摆脱了敌人的围堵。

　　匡亚明这一队就地打游击，他们在范峪村帮助百姓驱散扰民的国民党溃兵，获得了33支枪及弹药，又在龙湾村起出了国民党散兵留下的80多支枪和部分弹药，工作团每个人都背上了枪。几天后，悄悄回到云头峪的工作团得知日军又将来犯，拂晓时分，印刷厂郭克刚班在后峪南山阻击300多名来犯的敌人，大队人马急速转移。这时，有三个走得快的日军偷袭过来，印刷工人江衍兴托起“水连珠”长枪“啪”地就是一枪，两个鬼子应声而倒，另一个立刻趴下不敢动了。首次战斗告捷，传出了“江衍兴一枪打死了俩鬼子”的佳话。然而第二天，工作团在东上峪村与敌人交火，营业室工作人员赵钧在战斗中不幸头部中弹牺牲，工作团在正规部队的策应下才成功撤退。赵钧同志是大众日报第一位烈士。

　　报社的首要任务是出报。反“扫荡”结束，印刷器材还埋在云头峪，报社因陋就简首先恢复出版油印报，8月1日第一期刊登朱瑞、徐向前就职通电，第二期刊发社论《中国共产党北方山东分局为敌人扫荡鲁南宣言》，继而恢复石印。此时几公里外的王庄尚被日军占领，报纸不能公开印刷，在村民帮助下，报社印刷厂在云头峪村外挖了“地屋子”，从外面看是一片田地，地下挖出隔成两间的地窖，7位同志白天休息，晚上印刷，经常听到枪声，他们在阴暗潮湿的地屋子里坚持了半年之久，印刷报纸数万份。

　　惨烈突围中，手工刻下8000余字

　　大众日报最惨烈的牺牲，发生在1941年冬日军施行的“铁壁合围大扫荡”中。11月5日报社跟随罗荣桓完成著名的留田突围后，奉命组成三个战时新闻小组，分头执行任务。29日傍晚，战工会副主任陈明率领机关1000多名非战斗人员由新兵连护送来到沂南县盆泉村一带，郁永言率第二战时新闻小组也在其中。

　　天还没有黑透，东面山顶传来密集的枪声。陈明命令新兵连抢占西南山口，紧急集合部队后命令分散转移。陈明率众从盆泉村出来便向西南方向的五道沟跑去，第二小组紧紧跟随。然而他们不知道，四周山梁上早已有武器精良的日军埋伏，钻进这条沟，就是一条绝路。

　　陈明及大众日报第二战时新闻小组数位同志等人成为突围中第一批牺牲的人。报务主任叶丰川被密集的子弹拦住，就近钻入柳树沟子村边的秫秸垛内，他把手榴弹后盖揭开，把引爆的线圈挂在手指上，做好战斗准备。敌人押着被俘人员经过时，对着秫秸垛大喊，“八路出来，缴枪不杀”，然后用刺刀对着秫秸垛乱捅乱刺。叶丰川自知难逃，便毅然冲出，大喊：“来啊！”他就近抱住一名敌人，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第二天51我也要配资，幸存的同志与分局派来的收容队，一起返回这悲壮的战场——

　　牺牲的同志们有的身中数弹，有的被刺刀刺穿，有的还保持着与敌肉搏的姿势……记者李后看见身中数弹的郁永言卧在枯草丛里，压在身躯下的眼镜和日记本上沾着已经发黑的血迹；大众印书馆编辑主任郭季田受伤严重，被同志们掩藏在地堰旁，流血过多已经牺牲；文印员文白被俘坚决不走，被押送的敌人当场枪杀……印刷二厂厂长肖辉、指导员魏爱民和工人徐芳奎被围在北大山的一个山头上，他们自知寡不敌众，便将枪砸碎，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的口号，纵身跳下悬崖，壮烈牺牲。还有陈虹、方曙、雷根、姜德奎、孙友功、王秀全等，他们都没能冲出包围圈，大众日报十八位烈士的英魂长眠在了大青山。

大青山胜利突围纪念碑。

　　同志们翻看郭季田留下的日记，看到他在战前写道：“我发誓向天呼号，为了民族的生存，要流尽最后一滴血。”

　　12月1日，分局机关转移到瓮城子、王林一带集合。在此休整的三天时间，刚刚从大青山突围出来的于寄愚、李后、雷殷等同志，借用分局电台收新闻，继续出版油印的《大众电讯》，传播信息、鼓舞斗志。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沉痛地说：“我们这次损失很大，我和大家心情一样，非常难过，但大部分同志还在，这又是胜利，是蒙山的一草一木一石保护了我们；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我们要振作精神，继续战斗。”

　　五道沟战斗激烈进行时，第三战时新闻小组的油印大众日报在相隔仅十几里的凤凰崖出版了。现存的第二期全报手工刻写8000余字，报道了沂南县一个老大爷被日军放在铁铡上，锋利的铡刀朝着他的肚皮，“不说就铡死你！”但老人丝毫没有动摇，“不知道，铡死我也不知道！”

　　枪林弹雨之中，我们的记者是怎样采访的呢？记者任志樵先是跟随费东行署和蒙山支队活动，11月13日蒙山支队夜袭邱阳驻敌，任志樵采写的消息17日见报；15日蒙山支队袭击昌国庄的日伪军，消息20日见报，这天的报纸刊发了5条他采写的战斗消息。他背着枪去费北县采访了十支队的布袋峪战斗后，马不停蹄再去蒙阴县采访县长杨荆石参加的官庄、高湖两区的游击小组；接着去沂南县采访……反“扫荡”的两个月里，他背着长枪遍访蒙山四县，发出战时新闻共13条。

　　记者刘克林在采访中带报纸给在山洞中休养的伤员，大家争相阅读，看到胜利的消息，听到党的声音，欢欣鼓舞。工人张海松带着报纸读给群众听，一传十，十传百，许多人高兴地说：“八路军在，共产党在，一定会胜利，决不上鬼子的当。有‘大报社’在，我们就放心。”

　　这些油印小报纸质粗劣，但它的内容如甘霖似阳光，它及时报道了包括太平洋战争爆发在内的重大局势变化，并进行时事分析。这些信息对身处极端困境中的军民认清形势、明确任务、鼓舞斗志、坚定信心，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23位烈士中，有190位是战邮员

　　抗战期间，大众日报每个人都是战斗员。记者单枪匹马上阵地采访，战邮员武装护送干部过境、帮助村民驱散土匪、与民兵配合在寺庙门上挂炸弹炸敌人，印刷工人打游击时甚至俘获了一名掉队的日军机枪手。时任社长陈沂说，这是考验我们的党性和群众观念最好的时候。

　　抗战期间大众日报牺牲的223位烈士中，有190位是战邮员。他们奔走在千里封锁线上，在枪林弹雨中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把党的声音送到根据地的各个角落，完成党政军通信任务。

　　1944年，我军攻克泰安南部的华丰敌据点后，敌人在汶新铁道上一夜增加四次巡逻，还常在夜间突袭铁路边的村庄，给设在此处的我交通站带来了很大的不便。9月4日夜，当敌巡逻兵过去后，乔装妥当的新泰站战邮员王聘忠，背起装着邮件的粪筐，越过铁路，到泰宁站交接后，又背着上站送达的信件和报纸趁天黑原路返回。

　　当他走到阴庄村西时，恰与正在袭扰村子的一股日军遭遇。逃脱已不可能，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这些东西是死也不能让敌人得去的！他掏出一封文件，趁黑撕碎扔掉。还没来得及掏出第二封，敌人已来到眼前。日军拷问他是不是八路，他坚称自己是普通百姓。庄里汉奸出卖了他，被毒打一顿之后，王聘忠被敌人带着往村里走去。

　　一边走着，王聘忠满脑子只有一件事：自己身上的信件没来得及全部毁掉，敌人迟早得搜他的身，那可就糟了……这时，他瞥见不远处有口井，乘敌人没注意，他猛地跑开纵身跳入井中！鬼子在井边哇啦哇啦地叫，逼着村里百姓从井口垂下绳子拉他上来，但王聘忠宁死不做俘虏。日军看见几次拽上来的都是空绳子，便开始毒打无辜村民。

　　日军逼迫村民再次续下绳子，这一次绳子下端有了重量。随着绳子缓缓上升，出井口的一瞬间，所有人都惊呆了——绳子吊着的，是王聘忠的遗体！为了保护党的秘密，为了不连累无辜百姓，王聘忠把绳子打结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壮烈牺牲了！井里的水面上漂浮的碎纸屑，是王聘忠在生命最后一刻撕碎的文件。

　　大众日报长长的烈士名单里，每个名字后面都有简单的标注：“徐继贤，1940年下半年在临沂层山区二郎庙被捕后被敌活埋；姜德奎，1941年反扫荡时与敌作战牺牲……”每个标注后面，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壮烈，都是英勇无畏的牺牲。

大众日报报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号外。

　　抗战烽火中的大众日报，每一期报纸都是战斗檄文，每一篇报道都是阵地，每一个字都是射向敌人的子弹。在最黑暗的年代，理想从未缺席；在最危险的时刻，新闻永远在场。这些穿梭于枪林弹雨中的“新闻游击队”，用热血标注了红色报纸的定义——它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更是历史的参与者，是用笔和钢枪共同书写的民族史诗。

　　二、“我们的大报”让党和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

　　1941年至1942年，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极为艰难的时期，发动群众、树立群众优势才能打破被动的局面。1942年5月1日，大众日报头版刊登的一篇社论，拉开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大规模减租减息运动的序幕。

　　这是一场关系根据地生死存亡的群众运动。大众日报强调“群众写、写群众”，群众看懂了大众日报是谁的报纸，为谁说话、为谁服务，亲切地称大众日报是“我们的大报”。通过一篇篇力透纸背的报道，大众日报把党和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沂蒙精神诞生、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谁不要群众51我也要配资，谁就会失败”

　　1942年，受毛泽东同志委派，刘少奇一行于4月10日从苏北到达中共山东分局、第115师驻地临沭县朱樊村。刘少奇停留的100多天，成为扭转山东根据地困局的关键。

　　他先进行调查研究，并仔细翻阅了大众日报和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通过调查，刘少奇直截了当地指出：“可以说，群众运动是山东根据地各种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项工作。”

　　到达山东5天后，他召开了分局扩大干部会，连续开了8天，作了8个报告。他的讲话在根据地领导干部中引起巨大震动。

　　5月1日，大众日报发表社论《纪念“五一”切实进行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生活》，对减租减息运动进行宣传与动员，揭开了山东大规模减租减息运动的序幕。社论指出，“把党和政府当作群众的上司，不是群众的朋友，只知向群众要，而忘了给群众”，如果这样下去，“山东抗战便不能胜利坚持，我山东党政军民亦恐难有立足之地”，还指出“群众是母亲，我们是儿子。群众是水，我们是鱼，谁不要群众，谁就会失败”。

　　为群众说话，说群众听得懂的话

　　怎样实行减租减息？怎样发动群众来完成减租减息？山东分局制定的措施详详细细登在大众日报上，全根据地据此开展工作。大众日报连续发表17篇有关减租减息的社论，指导运动发展；同时公布分局的政策条令，还有大量的消息通讯介绍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2个月里发表有关报道117条。

　　报社派出记者陈冰、宋英、丁九、章欣潮、文菲等参加分局农救工作团分赴各个基点。他们首先是工作团员，随团深入各村，直接做减租减息的工作，与群众同吃同住一同参加运动。同时，他们又是记者，要进行采访报道。后来，他们都成为根据地的著名记者。

　　记者顾膺报道《难民刘兴义过着中农生活了》。日军占了临沂城，到处奸淫烧杀，当地又有个土霸王王洪九，住在汤头的刘兴义活不下去了：驴卖了，粮食被抢光了，征派给养的条子像催命一样一张接一张。刘兴义迫不得已揣着仅剩的25元钱带着老婆逃荒到莒南文家山前村，靠要饭为生，过着“眼前一团漆黑的日子”。

　　八路军来了救了他的命！民主政府成立了，庄里组织起农救会，老刘一起头就参加。农救会号召，“穷人想翻身，先要开荒生产！”老刘两口子一春天开了五六亩地，种上了荞麦、蔓豆。眼看着荞麦快熟了，西边庄有人赶的大黄牛把老刘地里的荞麦吃个干净。农救会叫刘兴义到区里打官司，刘兴义心想“俺是个穷要饭的，人家是山爷……能行么”，可在有共产党、八路军的地方，有理无钱的官司打赢了！“刘兴义拿惯镢头的手突然有劲了”，穷叽咕，饿肚皮，淌眼泪……已成为刘兴义过去的事情了，现在的刘兴义是有地有产、有吃有穿、有说有笑。毛主席号召“组织起来”开展大生产运动，刘兴义寻思：共产党又出来好办法了，我要第一个干起来。

　　滨海第一届生产展览会上，勤劳起家的刘兴义当选劳动模范，穿着新衣红光满面地上台讲话。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有现今这个样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民主政府提拔的咱”。八路军黎副政委（黎玉）、萧主任（萧华）、滨海区谢专员（谢辉）陪他吃饭、照相，开完会回家的时候，刘兴义用拿了二年半要饭棍的手，牵回来民主政府奖励的一匹大马。

　　减租减息，一篇篇报道写就党群同心

　　减租减息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事件是“平鹰坟”，这是莒南在对减租减息运动“查减”中发生的事情。村民魏学墩拍死了地主庄善昶的鹰，被逼得给鹰出殡立碑，搞得家破人亡。工作队开大会，让魏大娘诉苦情，会后“六响土炮声中，数百群众怒平鹰坟”，群众都欢呼着“可翻过来了！早就盼着有这么一天，这一天真的来了！”平掉鹰坟，不仅给魏大娘报了仇雪了耻，也让受地主多年压迫的贫苦农民解了恨申了冤。

　　“翻身”，成为减租减息运动中的主题词，1944年大众日报以此为主题的报道多达144篇。减租减息，打碎地主的枷锁，对于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来说，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意味着他们站起来了。当然，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还意味着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意味着扫除文盲，读书识字；意味着妇女不再被视为男人的财产，男女平等；意味着民主政权建立起来，意味着千百年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进入了新世界。

　　大众日报从农民的翻身中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要“通过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改善群众生活发动基本群众”，把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共产党和八路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方能使群众建立起与党和八路军“同生死共患难共耻辱的决心”。

　　根植人民，团结大众，党报把党和人民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生死与共，水乳交融。那么，“我们用什么办法团结了山东人民，坚持了山东斗争，并且扩大了我们在山东的胜利”？

位于临沂市沂水县云头峪村的大众日报创刊地印刷所旧址。

　　1944年大众日报的报道对此的回答是：我们用战斗保卫了群众利益，用最不怕死的流血牺牲，打击了群众最痛恨的敌人；我们用自己的艰苦生产，帮助群众劳动，团结了群众；我们用宣传组织与教育群众的方法，团结了群众；我们用严格自己，宽厚待人的方法，团结了群众。

　　这不就是对“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的清晰认识，这不就是“鼓舞大众、团结大众、服务大众”的笃行实践，这不就是对沂蒙精神的深刻解读吗？

　　三、懂战斗会经营书写根据地文化事业奇迹

　　在缺人少钱、无经验、无安定环境的情况下，大众报人充分发挥共产党人的聪明智慧，从一张四开报纸起家，到抗战胜利时，“已经是一个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报纸，成为全山东指导工作的重要武器。不仅有了比较丰富充实的内容，而且有了比较健全的组织机构”。这个健全机构包括新华社山东分社（通讯社）、青年记者（杂志）、山东内参、山东新华书店、山东战时邮务总局以及4个印刷厂、造纸厂、油墨厂乃至制鞋厂、成衣局等的大型文化事业机构，员工达450余人，是山东分局所属机构中人数最多的。

　　一张报纸的抗战，既是出生入死、勇猛顽强的征途，是传播主张、凝聚民心的担当，也是无穷智慧和无限创造的历程。

　　自研自产，锅底灰制出土油墨

　　1939年10月16日大众日报创办“大众通讯社”，目的是解决办报的信息来源，同时让根据地的消息传向四面八方。

　　1940年，日寇推行所谓“强化治安运动”，加紧封锁。印刷物资是敌人严密控制的战略物资之一，最难的时候，报社储备的新闻纸仅仅三令，连印一期报纸也不够。

　　困难难不倒共产党人，难不倒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不懈奋斗、赤心为公的大众报人。印报缺少铅字，又没有铸字机，工人们用小铁勺在火炉上化铅自己造；新闻纸不够用，工人们反复钻研试验，借助日常用的又脆又薄的有光纸成功印出了清晰的双面报，还用麦秸、树皮等作原料造出了土新闻纸。1941年7月19日，工人们用文化纸印了第275期报纸，尽管纸面薄而脆，反面几乎能看见正面的字，但是保证了报纸的出版。大众日报索性在沂南县阎家庄正式建厂，保障了三四份报纸和大众印书馆的大量用纸需求。工人们还自制了木制石印机，朱瑞将其命名为“大众印刷机”，成本只有50元，而买一架则需800多元。

徐青峰创作的油画《丰碑》。

　　油墨是印制报纸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资，到敌占区地下零星采购要冒生命危险。在李竹如的提议下，报社自办油墨厂，用桐油、花生油、豆油、松香和锅底灰试制土油墨，经过两个多月试验获得成功。开始批量生产后，替代炭黑的锅底灰就不够用了，一时成了紧俏货。报社伙房和驻村群众的锅底刮光了，报社就专门组织人员开展“特别行动”——到周边十里八村老百姓家去收集锅底灰。后来发现，烧松柴的锅底灰油性大黏结力强，造出的油墨有光泽，于是发动一些村庄群众成立生产小组，专门用松柴烧制烟灰，由报社负责收购，这样既解决了土油墨生产原料问题，自产油墨的成本仅是原来外购油墨价格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时又增加了群众收入，密切了军民联系，一举多得。出于安全需要，报社很多工作需要保密，工作人员组织收集锅底灰时并未说明具体用途，群众不明就里，一来二去有传言说是给八路军造炸药打鬼子的，因此群众烧制、交售锅底灰愈加积极踊跃。

　　发展商业机构，孵化出千万元产业

　　报社还陆续成立了纺织厂、皮革厂、皮鞋厂，在莒南开办了“利永源”油坊，收购油料榨油，再到敌占区换印刷器材。大众粮秣合作社加工粮食，服装股加工服装，还有了30多匹骡子的运输队。各单位总的经营方针是保证供给，略有盈余，补充经费，对外出售均低于市价，为群众服务，因此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皮鞋厂外聘的制鞋师傅是全报社唯一一个领取薪水的人，但全报社乃至分局机关没有一人穿皮鞋，所有成品均拿到市场出售，绝大部分通过“对外贸易”，到敌占区换取紧缺的物资。

　　报社最大的经营部门当属印书机构。1940年11月，报社成立大众印书馆，专管出书。1944年7月，源于大众印书馆的山东新华书店在莒南后净埠子村成立，总经理刘力子致辞：本店自开始工作已建立5个分店，9个支店，30余个分销处，出版刊物18种，编印书籍318种及其他干部读物多种，供给了鲁中高级课本，鲁南80%国民教材，滨海70%国民教材，还有通俗读物3000多份。

　　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报社在各地开办的商业机构已发展到20多处，拥有近300名员工，总资产达到几千万元（以北海币计算）。这些商业机构的经营范围大大拓展，北至大连、营口，南到上海、南通、无锡，都有大众日报经营部同志活动的足迹。

　　打通千里邮路，把报纸送到延安

　　大众报人还有一项了不起的创造，是创建了“三位一体”的战邮体制。

　　战争时期，报纸是抗日军民的精神食粮，如何将报纸发行到极其分散的乡村，是大众日报面临的极大考验。大众报人创造性地提出了战时邮局“三位一体”的设想，即将党内交通、民邮和报纸发行结合在一起，大大节约了成本，三项工作还可互相补充。1941年10月，李竹如建议，由中共山东分局、“战工会”、山东军区和大众日报社联合成立山东战时邮政总局。他把这项工作比作人的血管，“尤如人身血管，血行不通则生疮，我们已经五年不通了，再不努力将有一病不起的危险。”1942年2月7日，山东省战时邮务总局在沂南县马牧池乡双泉峪子村成立。

　　自1942年“五一”大扫荡，到1943年上半年，山东敌据点超3000个，最密地区平均三至五里一个，平原地区平均五个村庄就有二至三个敌据点，交通线也遭到破坏。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战邮人员重新开辟了冲不散、打不断的千百条邮路，把被敌人分割的滨海、鲁中、鲁南、渤海、胶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42年2月，战时邮局一成立即在敌占交通要道成立了武装交通队，任务是护送报刊、文件及往来干部。其中，沂蒙至滨海武交队20人，分两班，每天下午每人背邮包加枪弹共40多斤，向东行十几里，天黑渡过沂河，从葛沟、河阳敌据点间穿过台潍公路，拂晓前从汀水、道口敌据点间渡沭河，天亮到莒南板泉崖交通站，全长120里，次日下午再原路返回。如此风雨无阻，河水上涨也不间断。为防万一，河阳的敌据点还有我们的秘密情报员，晚上以火石打火为号，有意外就由当地游击小组配合。

　　邮路将南方北方根据地连接起来，把大众日报送到了远距山东1000多公里的延安，使党中央、毛主席了解敌后人民的抗战情况。在延安图书馆，读者把仅有的报纸都看破了，还不肯放下。中央图书馆管理员要求大众日报除每期寄50份以外，再寄些合订本。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时，中央举行报纸展览，大众日报被评为敌后办得最好的报纸之一。中央图书馆的管理员叶君说，大众日报在延安是拥有读者最多的报纸之一；为毛主席整理、保管图书资料的史敬棠同志说，他也经常寻找和运用山东报纸上的各种数字。

1985年5月，大众日报早期领导刘导生（左二）、匡亚明（左三）、陈沂（左一）重回创刊地云头峪村，看望冒死掩护过报社职工的房东大娘陈忠芳。

　　大众日报是山东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主力军、生力军。在根据地，大众日报是媒体，是最大的文化机构，她以一家报社之力孵化出了数十家文化机构，让“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这一主张，通过不同的形式和更多的渠道传播出去、发扬光大。大众报人通过文化事业的构建，践行对社会责任与民族利益的历史担当，展现了新闻事业的重要价值。一代代大众报人在党的领导下，不畏牺牲、开拓进取，鼓舞大众、团结大众、服务大众，他们的奋斗正是“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沂蒙精神最真实、最生动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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